友好国家、敌对国家和普通国家之间都可以开展救灾外交。现有研究表明，救灾外交对陷入冲突但又有改善关系意向的国家往往能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这在本次“地震外交”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第一，推动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缓和。地震发生后，赈灾和重建是土耳其政府的主要职责，而“缓和”和“回暖”将是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主要基调。西方国家（包括瑞典、芬兰等）在震后纷纷向土表达慰问，人道主义的考虑暂时遮蔽了政治上的纷争。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土耳其需要西方的资金支持；西方国家在北约扩容问题上同样需要土耳其的配合。西方国家的积极表态给足了土耳其面子，并提供了“台阶”，双方关系可能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第二，促进土耳其与希腊关系的改善。近年来，希腊和土耳其因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勘探、领土划分、移民事务等问题而深陷僵局。去年5月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斗机。对此，埃尔多安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表示“不会再和他说话”。震后，希腊总统和总理先后致电埃尔多安以表达哀悼，希腊外交部长尼科斯·登迪亚斯亲自访问灾区，并与土外长恰武什奥卢举行会晤。舆论普遍认为，登迪亚斯此访或有助于两国就解决分歧启动对话，重续1999年“地震外交”的佳话。

　　第三，助推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的正常化。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至今仍没有建交，两国在“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事实判断和性质认定上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2020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卡爆发冲突，土耳其高调支持阿塞拜疆，助其夺回纳卡关键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中失利后，亚美尼亚自去年开始寻求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但至今未取得进展。地震发生后，亚美尼亚向土耳其派出一支28人的搜救队，两国边境30年来首次重新开放，以方便向灾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2月15日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米尔佐扬与土耳其外长会晤，并重申了与土耳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意愿。鉴于两国在纳卡问题和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此次“地震外交”使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展示了亚美尼亚想要改善双边关系的诚意。

　　第四，加速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缓和进程。土以近年来围绕巴以冲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穆斯林兄弟会等问题发生多次摩擦。2018年5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激化巴以冲突，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死伤。土方召回驻以大使并驱逐以方大使，以色列则驱逐土耳其驻耶路撒冷总领事，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去年8月，土以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土耳其地震发生之后，以色列顺水推舟，派出救援人员前往土耳其参与搜救。2月14日两国外长还就地震援助和双边关系举行了会晤。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低政治领域的交往，“地震外交”对于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及持续性不能被夸大。尽管救灾外交可能会在短期内促进敌对国家放下历史恩怨和利益纠葛，但从长远来看，其正面影响会随着灾害的缓解、领导人更迭、高级政治的回归而趋于消解，而原有矛盾会重新回归外交舞台的主流。“地震外交”作为一种催化剂能否产生作用，取决于国家间的关系互动是否向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例如，由于经济环境恶化，土耳其从2021年开始着手改善与其他中东国家（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埃及、叙利亚）的关系，因此土耳其与上述国家的“地震外交”是土耳其“缓和外交”的延续，其本身并未创造新“政策议程”。

　　以土美关系为例，美国也向土耳其提供了援助，但这种人道主义行为并不会改变两国在叙利亚的基本矛盾。目前大约900名美国士兵仍驻扎在叙利亚，与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结盟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导致美土关系出现裂痕，多年来土耳其一直指责美国支持“恐怖分子”。当下，土耳其仍未就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事宜松口，而美国也没有解除对土耳其的军事制裁。通过在叙北制造一个反政府中心，美国的意图是动摇俄罗斯在中东的盟友、牵制土耳其和威胁伊朗。由于美国短期内不会改变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政策，土美矛盾短期内也就很难解决。

　　大地震还为土欧关系增添了新的难题。地震加剧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而难民问题则是土欧关系的重要议题。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表的公告，大地震后叙利亚难民人数将急剧增加，预计530万民众将在震后流离失所。新一批灾民的涌入将成为欧洲“不能承受之重”，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发生，欧洲国家势必寻求土耳其的支持，双方在难民问题上的博弈将加剧。除此之外，土欧在人权、反恐、入盟、“伊斯兰恐惧症”等领域皆存在矛盾，这些难题可能会因“地震外交”而悬置，但很难因领导人的友好表态而化解。